城市化的生态“后遗症”如何影响鸟类？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王云才团队最新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城市》
文章导读
你以为小区里鸟语花香是生态环境变好了？同济大学王云才团队的最新研究给了这一直觉一记重锤：我们今天看到的鸟类分布，其实是几十年前城市规划留下的“旧账”。那些正在慢慢消失的鸟，背负的是一种名为“灭绝债务”的滞后效应；而城市能否迎来新物种，取决于还没兑现的“定殖信用”。这意味着，当下的建设决策可能要在三十年后才显现真正的生态后果。如果不读懂这个时间差，我们所有的“生态修复”可能只是在做表面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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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王云才教授团队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成果“Multidecadal legacy of uneven urbanization on divergent prospects for bird biodiversity”在《自然·城市》（Nature Cities）在线发表。这一研究成果揭示了历史城市化对鸟类的长期遗留影响，为城市前瞻性保护规划与可持续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与理论支撑。
城市化被认为是驱动生物多样性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当前对历史城市规划建设的遗留效应如何塑造当下生物多样性的认知仍然有限。由于城市环境变化对物种的影响存在不同程度的延迟，从而可能造成灭绝债务与定殖信用的生态后果。鉴于历史遗留效应对城市规划与管理带来的未知风险与机遇，系统评估其生态后果对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价值。
通俗地说，城市化发展的一些影响不会立刻显现。比如，鸟类不会因为城市扩张马上消失，而是慢慢“离开”，这个过程可能长达几十年，学者称之为“灭绝债务”；反过来，一些鸟要花很长时间才愿意回到城市，这叫“定殖信用”。“简单说，我们今天看到哪些鸟留在城市，其实是‘上一代人建的城市’决定的。过去怎么规划绿地、怎么开发土地，都会影响未来谁留下、谁离开。”王云才教授说。
图1 研究问题的逻辑框架
研究团队借助平衡与非平衡建模的方式，量化了中国过去31年历史城市环境特征对鸟类分布的滞后影响。研究揭示了不均衡城市化所广泛遗留的分类学、功能与系统发育多样性的灭绝债务与定殖信用。这意味着随着物种与城市环境关系走向稳态，生物多样性将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延迟损失与增加。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在驱动鸟类分布的城市环境因子中，历史的植被与社会经济因素能够长期塑造鸟类的空间分布格局。通过多模型验证，研究发现物种间存在着对城市环境因素的特异性滞后响应，并与物种的生活史特征有关。
该研究强调了长期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存在的深远影响。当物种丧失延迟时，采取有效的保护与修复措施能够扭转该风险。研究所构建的方法路径为生物友好型城市规划建设提供了重要见解，也为制定具有预见性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方案提供了新思路。
同济大学为论文第一完成单位。团队卢星昊博士生为论文第一作者，王云才教授与华东师范大学车越教授为论文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资助。
论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4284-025-00381-0?sessio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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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债务这说法挺形象的，以前都没想过城市扩张影响能持续这么久。
这研究挺实在的，感觉鸟比人更早感受到环境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