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蝗虫泛滥：当学术会议沦为打卡胜地

2025年，全球学术会议数量再创新高，但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正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学术蝗虫（Academic Locusts）的批量涌现。这些“学者”穿梭于各大会议之间，目的并非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而是为了刷简历、攒学分、混圈子，甚至仅仅为了公费旅游。他们如同蝗虫过境，消耗着宝贵的学术资源，却鲜少留下有价值的贡献，让本应纯粹的学术殿堂蒙上了一层功利的阴影。

“学术蝗虫”的典型画像与行为模式

2025年国际人工智能峰会上，某高校副教授李某被曝在短短三个月内“打卡”了17场国内外会议，提交的所谓“论文”被同行发现高度重复且内容空洞，甚至部分章节由AI工具直接生成。这并非孤例。学术蝗虫的核心特征日益清晰：高频次、低质量、强功利性、弱学术性。他们热衷于选择审稿宽松、注册费高昂但“国际”名头响亮的会议，提交的稿件往往是对过往研究的简单拼凑，或是对热点概念的肤浅套用。会议期间，他们的身影频繁出现在社交晚宴和旅游行程中，却鲜少出现在核心议题的深度讨论环节。更有甚者，利用会议注册系统漏洞，一人提交多篇“灌水”论文，只为在简历上堆砌数量。

这种行为模式带来的危害是系统性的。它严重稀释了会议本身的学术价值。大量低质论文涌入，迫使审稿人疲于应付，挤压了真正创新性研究的展示空间。它扭曲了学术评价体系。当“参会数量”成为某些单位评职称、拿项目的硬指标时，潜心钻研、产出周期长的学者反而可能处于劣势。它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主办方为接待大量“无效”参会者投入的场地、人力、物料成本，以及公共科研经费在差旅报销上的巨额支出，都成为学术蝗虫盛宴的代价。2025年某知名学府内部审计报告显示，其年度学术会议差旅支出中，有近三成被认定为“低效或无效参会”。

滋生土壤：评价机制扭曲与会议商业化推波助澜

学术蝗虫现象的泛滥，根源在于当前学术评价体系的严重扭曲。在不少高校和科研机构，“唯数量、唯帽子、唯论文、唯项目”的顽疾依然存在。2025年，尽管教育部等部门三令五申要求破除“四唯”，但在实际操作层面，量化指标（如发表论文数、参加国际会议次数、担任会议主席/委员头衔）仍是评价学者学术活跃度和影响力的“硬通货”。这种导向直接催生了学者，尤其是处于职业上升期的青年学者，对学术会议“刷脸”、“刷存在感”的刚性需求。他们被迫成为“会议赶场者”，而非深度参与者。

另一方面，学术会议本身的过度商业化、产业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商业会议公司瞄准了“学术刚需”的市场，精心包装出各类“国际”会议（常冠以高大上的名称如“世界”“全球”“高峰论坛”），刻意降低投稿和审稿门槛（甚至有不经同行评议、缴费即可发言的模式），同时抬高注册费和赞助费，将会议打造成纯粹的“盈利工具”。这类会议成为学术蝗虫理想的“栖息地”和“繁殖场”，双方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共生关系：会议主办方需要人头充场面、收取费用；学术蝗虫需要会议“履历”装点门面。这种“会虫经济”在2025年达到了相当的规模，甚至有专门的中介机构提供从代写“会议论文”到全套注册、代签到的一条龙“服务”。

破局之道：评价改革、技术赋能与学术共同体自律

遏制学术蝗虫现象，重塑学术会议的严肃性与价值，需要多方合力，采取系统性措施。首当其冲的是深化科研评价体系改革。2025年，我们看到部分顶尖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始试点更科学的评价方式：大幅降低对单纯参会数量的考核权重，转而重点考察学者在会议上的实质性贡献（如做主旨报告、主持重要论坛、会议论文的质量及其引发的后续合作或引用）；推广代表作制度，引导学者追求“深度”而非“广度”。同时，加强对科研经费，尤其是会议差旅费报销的审核力度，要求提供详细的参会成果报告，杜绝“只旅不研”。

技术手段也能成为识别和过滤学术蝗虫的有力工具。2025年，基于区块链的学术会议管理系统开始应用。该系统能实现论文投稿、审稿、参会记录的全流程可追溯、不可篡改。通过AI算法对投稿论文进行内容查重和深度语义分析，能在早期识别出大量低质、拼凑稿件。构建跨机构、跨会议的“学术诚信数据库”，对频繁提交低质量论文或存在“代投稿”嫌疑的学者进行预警，限制其过度参与低门槛商业会议。同时，学术共同体自身的责任感与自律至关重要。权威学会、知名学者应带头抵制水会，优先选择并深度参与那些真正秉持学术标准、注重交流质量的会议，通过实际行动树立标杆，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交流环境。2025年新修订的《学术会议伦理公约》中，明确将抵制“灌水参会”和“会议倾销”行为列为学者和机构的基本义务。

问答：

问题1：如何识别一个学者是否属于“学术蝗虫”？有没有具体的量化指标？
答：虽然没有绝对单一的指标，但一些迹象具有强提示性。关键看“质”与“量”的严重失衡：1）参会频率异常高：如在2025年，一年内参加超过10场甚至更多国际/国内会议，且会议主题跨度极大，缺乏聚焦领域。2）论文产出质量低、重复率高：在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多为低水平重复、缺乏原创性，或高度依赖AI生成，经查重工具检测重复率显著高于领域平均水平，且后续无实质引用或成果转化。3）参会行为模式化：极少做实质性报告（如只做海报展示或短报告），主要活动集中在社交、拍照打卡、旅游，会后无任何与会议主题相关的深度合作或研究进展。4）集中于特定类型会议：主要参加那些以盈利为目的、审稿宽松、收费高昂的商业化“国际”会议。

问题2：除了评价体系，治理“学术蝗虫”现象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答：最大的难点在于切断“学术会议-职称评定/项目申请”之间的畸形利益链条，以及打击高度组织化、隐蔽化的“会虫经济”产业链。一方面，评价体系的改革涉及深层次利益调整，触动既得利益群体，推行阻力大。另一方面，部分商业会议公司和中介机构已形成成熟的灰色产业链（如代写、代投、代参会服务），手段隐蔽，取证困难。部分学者和机构对“国际会议”头衔的盲目崇拜心理仍未根除，为水会提供了生存空间。这需要监管机构、学术组织、高校、期刊出版社等多方联动，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机制，并持续加强科研诚信教育和舆论引导，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同时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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